8月份，管虎导演、华谊兄弟公司出品的电影《八佰》上映。出品方铺天盖地的宣传，去年遭审查部门杯葛而被迫撤档的传言，加上疫情刚过的报复性消费，让这部电影立刻成为了大众焦点。

如果放在10年前，或许我会很感动于这部电影的大热。毕竟那个时候的自己，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国庆了》的博文，变相宣示了自己对于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的精神向往。导演管虎说这个电影立项是在十多年前，在那个为国民党翻案成风的时期，那么他想拍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10年前的我，极度地想要从主流叙事的对立面去获取历史的真相，也因此对那些接触到的非主流“史料”报以一种朴素的同情与悲悯，而忽视了这些“史料”其实是对岸文宣的可能性。我推崇过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及其阉割版的《国殇》；相信过大陆学者撰写的《抗日名将张灵甫》，还把这书给了解放战争时期受粟裕领导的外公看；认同过所谓抗日持久战是国民党首创而中共只是剽窃方等等论调。

我抱着同样的悲悯写下《国庆了》一文，洋洋洒洒，一时间流传甚广。本以为能够唤起更多同龄人对于历史真相的探寻与认同，孰料遭到了一些熟稔民国史的读者打脸，原来自己对于一些基本事实都搞错了。尴尬、难堪，但并不妨害我对那段历史的认知。直到有一年，我读到了对于《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批判文章，里面用事实打脸了许多抹黑污蔑中共抗日武装的人物和论调，也点明了片中掩饰国军无能的春秋笔法。我第一次知道纪录片中常常出现的88师师长孙元良，竟然是驰名国共双方的“飞将军”——军事生涯4次抛下部队自己逃命。我深恨于自己为其老年后身为亲历者的声名所欺骗，毕竟他的事迹从网上是很容易搜到的。

从那以后，我的认知又一次转变，而这一次，一切以事实和逻辑为依据。

这次的影片《八佰》，主角正是孙元良麾下的一个营。导演管虎天真地采用了台湾1975年版电影《八百壮士》的几乎全部桥段，以此为蓝本，去除了美化国民党高层的内容，但又添加了一大堆极其脑残弱智的煽情小人物与情节。这一系列魔改的结果，便是整部影片的口碑极度两极化。喜爱者夸它是国产战争片的新高度，厌恶者斥其为国军版的抗日神剧。

我能理解很多国人在这个中美鏖战的艰难时刻，需要一部这样弘扬爱国主义影片来宣泄情绪、鼓舞士气的心情。但是，倘若这部影片在影院中赚足了你的泪水，然后出了影院一搜，发现那些动人的人与事全是假的，非但如此，待你回过神来，发现这些艺术添加的桥段其实也相当不符合逻辑时，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团附谢晋元率领400余人坚守四行仓库、抗击日军5天的战斗动不动人？租界里的上海居民集体为他们筹集物资，然后由上海商会冒着被日军攻击的风险送上前线的行为动不动人？壮士们最终被迫撤离仓库，进入租界时被英军缴械，关入孤军营，让人愤不愤怒？汪伪政权成立后试图拉拢谢晋元，被严辞拒绝后，索性买通叛徒刺杀谢将军，让人愤不愤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军营陷落日军之手，大部人员被充作劳工至死，少部分人被新四军营救后，继续参军抗战，这百折不挠的勇气感不感动人？尽管四行仓库的战斗并不是一个展现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好题材，但也绝不是不能拍。真实的历史足够动人，摄制组又为什么要凭空想象出那么多的蹩脚桥段，来大搞所谓煽情和隐喻？这样做的结果，观众们的泪水在事实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廉价与难堪，连带着四行仓库英雄们的英名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抗战是塑造中国国家认同的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长城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1938年即上映的《八百壮士》及其主题曲《中国不会亡》，都为这个国家认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尽管这场战斗不大，也没有多少伤亡，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国民政府高层打给列强看的表演仗，并且最后因为英美施压而草草收场，但它仍然成为了淞沪会战在当时的高光时刻，彰显了中国团结抗战的决心，直到今天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也占据了不小的一页。

而今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又经历了民族工业的建设和社会改造，造出了两弹一星。可以说，自1937年至今的历史，是这个伟大的国家从废墟之上重新崛起的历史。如今独立自主、工业强大的我们，回首当年这段屈辱的经历，已经可以自信地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继续艺术添加而进一步神化。

《八佰》的导演失之于天真，出品方华谊兄弟为了票房而滥用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一蠢一坏的配合，不仅混乱了民众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还在无形中消解了抗战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将久已搁置的国共之争又重新炒作了起来。

身为一个前“国粉”，现如今的我对于这类作品和言论抱有相当的警惕。这些年来，国内影视界处理涉及民国的文艺作品，越来越聚焦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对于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与人民疾苦却只字不谈。荧屏上所见者，不是通晓古今的民国大师，便是风花雪月的才子佳人，连黑帮、军阀、土匪、毒贩之辈都能因抗战而洗白白，独不见连年饿殍的农民苦隶。这样的影视印象宣传久了，会让人质疑起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的合理性，而后者恰恰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新中国合法性的来源。

我现在很后悔，当年把那本《抗日名将张灵甫》给外公看。那本书中的许多内容，多年后被很多人用史料与考证打脸。很多74军在抗战中的功劳，被从正牌军长王耀武那里腾挪到了当时还只是中层军官的张灵甫身上。海峡对岸以及当年的文化界之所以如此突出地宣传张灵甫，无非是因为王耀武被俘后积极接受改造，而张灵甫在孟良崮上负隅顽抗直到死亡，更符合国民党方面的忠诚标准而已。

外公的老领导粟裕当年在苏中面对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大军，毫不畏惧，七战七捷；其后在退入山东的过程中，又抓住时机，快速地合围歼灭张灵甫部。场场都是神仙仗。如此一支有着根据地人民支持、有着优良纪律和高昂士气的部队，在对岸的许多文宣和小说中，被丑化成了无恶不作的农民流寇。这样颠倒黑白的论调，决不能成为文化界的主流。

记得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讲过，中国有很多好故事，就是没讲好。我曾经以为这“没讲好”是因为意识形态上对于历史真相的限制，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因为文化的话语权不在我们的手上，只能任凭推墙者、甚至敌人在那里破坏渗透搞颠覆。具体到个人，身处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实在是不能停止自己的学习与思考，更不能不让自己接触真实的社会，否则很容易人云亦云。

最后，引一段李德胜同志在1963年的话作为结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以此自勉。

最后修改于 2020-08-24